中国工业革命 Unknown 2013/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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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之望

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也不能就此断定,在中国兴办制造业合资企业,必然会以失败或者失望告终。

美国印刷设备供货商高斯公司(Goss)在1994年就与上海电气集团成立了合资企业,双方分别持有60%和40%的股份。高斯公司总裁迪克?苏蒂斯(Dick Sutis)表示,他发现中方合作伙伴是“诚实和可靠的”。苏蒂斯先生介绍说,合资公司在上海设立的工厂拥有800名员工,是高斯公司在全球发展最快的工厂,而中方合资伙伴“表现出强有力的企业家精神,与我们的配合非常良好。”

根据麦肯锡上海分公司华强森先生的说法,经营合资企业的经理人员的素质,对于企业的成功几率往往具有关键影响。“许多公司声称中国是它们最重要的三个经营区域之一,”他说,“但其中又有多少家公司会从最高层的三位老总中,抽调一位来主管中国业务呢?”

德国电气产品企业西门子(Siemens)在中国有40家合资企业。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彼得?博格(Peter Borger)表示,在很多情况下,外方合资伙伴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合资企业本来就是一种不尽完美的经营模式,但只要把“耐心与原则”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在质量之类的问题上,最终还是能够取得成效的。

与博格先生一样,在中国工作了一段时期的其它高层管理人员也指出,在一个日新月异的环境中,中方和外方合资伙伴都在不断学习如何使合资企业高效率地运作。因此,企业正越来越善于将机遇转化为成功,而不是失败。

以美国建筑机械制造商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为例。该公司在90年代与一家国有企业成立的柴油机合资企业,因管理层误解和冲突而陷入灾难。如今,该公司又恢复了信心,准备再次尝试。它正在评价数家新的合资伙伴,以期在2010年将其目前在中国的5亿美元年销售额提高3倍。
“我们非常乐观,”卡特彼勒公司亚太区运营经理杰克?尼科尔斯(Jack Nichols)表示。“无论是在技术方面还是在商业态度方面,中国的国有企业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日本电子企业尼吉康(Nichicon)的经理们失望地发现,即便中国工人的薪酬水平要低得多,但在中国生产其产品的成本与在日本生产仍相差无几。原因很简单:尼吉康还无法从中国当地供货商那里买到足够的零部件,因此其中国工厂无法取得对日本工厂的财务优势。

对于许多技术相对成熟的产品,如电视机、复印机和白色家电商品(指电冰箱、洗衣机等家庭耐用品——译者注),在中国生产能比在发达国家生产轻松降低30%至50%的成本,而对于其它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如尼吉康的高技术电容器,中国的整体成本优势可能只有10%。更有甚者,在中国制造某些类型的汽车和挖掘机,其成本还高于主要工业化国家。

虽然人们对于全球制造业不可阻挡地向中国挺进一事津津乐道,但上述统计数字显示,在中国办厂远非致富快捷方式。国际会计公司毕马威(KPMG)常驻香港的主管汤姆?斯坦利(Tom Stanley)指出:“中国的供应链仍然非常原始,尤其对于某些种类的产品而言。进入中国的制造商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供应)本地化,对成本关系重大。”

大多数在中国开展经营的企业需要考虑三个因素。首先,假如找不到高效率的当地供货商,那么在中国设厂的企业就只能大量进口零部件。这样,它们就必须承受各种额外的成本,如进口关税和航运费用,并且货物在远程运输途中遭到耽搁的风险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

ABB是瑞士/瑞典工程集团。ABB(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路义普(Peter Leupp)介绍说:“在中国当地购买部件,企业可以节省20%至30%的部件开支。”该公司在中国的工厂每年生产价值12亿美元的产品,一半的零部件来自中国当地的供货商。

其次,假如外国部件供货商在技术上领先,而它们的中国竞争对手一时还无法企及,那么这些外国企业就能保持竞争优势,至少在中国人赶上之前会是如此。

第三,许多中国供货商的拙劣表现,或许能说明为什么这么多的西方部件制造商正纷纷涌入中国,尤其是在汽车制造之类的产业。这些西方供货商在中国进行生产,能更靠近客户,也有助于提高中国整体质量标准。
这三个因素在实践中如何相互交织作用,可从英国汽车部件制造商GKN在上海的运作略见端倪。GKN是世界领先的“等速万向节” (constant-velocity joints)制造商,这是汽车转向系统中的关键部件。GKN为大众汽车(Volkswagen)、福特(Ford)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这样的汽车制造商供货。GKN在中国开展业务,印证了这些汽车制造商对本地供应的高规格部件的需求。

但在其自身的产业食物链层面,GKN却因难以得到优质供货而备受影响。虽然GKN在90年代早期就已在中国开展业务(尽管最初只是作为一家合资企业的少数股东),但该公司对当地的供应链状况至今仍不满意。现在GKN已持有合资企业50%的股份,其余股份由两家中国公司持有。

GKN公司上海业务副总经理乔治?亚当(George Adam)指出:“这地方好的转包商不够多,就算我们真的找到一家,对方也很可能是各大公司抢着要的对象,这就意味着我们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结果,我们自己内部制造的东西之多,超出了我们的意愿,也违背了我们的目标,即把相当大的一部分业务建立在采购外来零部件的基础上。”

按价值计算,GKN采购的部件中,有30%来自进口,远远超出该公司5%的长期目标。GKN虽然对这种状况不满意,但欧洲的数家供货商却从中得利,并借此发挥了自身的技术优势,证明它们的劳动力成本尽管高出许多,但它们的产品还是比任何中国厂家制造的都要好。

英国“精密科技国际公司”(Precision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拥有85名员工,每年向GKN中国工厂的铸造车间提供大约40个高科技模具,因为GKN在中国找不到能够达到质量要求的当地厂家。

未来一年内,位于英国曼彻斯特的Pioneer Weston公司,有望向GKN的中国工厂供应大约35万个精度极高的小型橡胶密封件,其单价仅为25便士(合45美分)。由于中国缺乏类似的供货商,这又一次为西方企业提供了契机。

Pioneer公司出口经理马克?牛顿(Mark Newton)表示:“质量控制是我们工作中的关键,我们希望通过不断改进,保持我们(相对于中国竞争对手)的领先地位。”

此外,GKN的上海工厂还从嘉实多(Castrol)润滑油公司在德国的一家子公司采购所有润滑油脂,并从列支敦士登Presta公司的工厂进口特制的高精度锻造部件。Presta是德国工业集团“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的子公司。

这些供货商当然都有可能在中国进行生产,为GKN和其它企业供货,但要它们迈出这一步有一个前提,即它们在中国当地有望达到的产量和销量,必须对得起它们的初期投资。

事实是,到中国来生产高质量产品的西方及日本供货商还不够多,尤其是在未来产量还不确定的行业。这样的话,为什么象尼吉康(Nichicon)这样的企业在生产方面遇到令人头痛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年前,这家来自京都的电子集团投资2000万美元,在无锡建立其首家中国工厂。当时,尼吉康考虑的因素有: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比日本至少低90%,而且在中国生产,尼吉康将有机会成为索尼和松下之类的大型电子企业的供货商,因为这些企业在中国的工厂需要尼吉康的产品。在这些因素的吸引下,尼吉康曾试图在中国当地物色更多的零部件供货商。

这么做的压力十分明显:中国的薪酬水平如此之低,以致于在尼吉康无锡工厂的营运开支中,部件成本所占的比重可高达70%至80%。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外企工厂中相当普遍。

但就尼吉康在无锡生产的铝电解电容器和电源产品而言,本地采购的部件比例一直保持在10%至20%之间,远低于其50%至60%的目标。这一差距解释了为什么无锡工厂的总生产成本仅略低于尼吉康在日本的同类工厂。
尼吉康中国业务总经理Kiyoshi Miyao承认:“我对于(在寻找供货商方面)进展缓慢感到失望。部分原因是,我们需要的某些部件在中国根本找不到。”

尼吉康继续从日本采购的部件包括:化工集团“昭和电工”(Showa Denko)生产的高纯度铝箔,日立铁氧体(Hitachi Ferrite)生产的小型整流器,以及京写(Kyosha)和棚泽(Tanasawa)生产的专业电路板。虽然这些公司最终都有可能仿效尼吉康在中国设厂,而且当地供货商也能提高它们的质量标准,但在这之前,令尼吉康头痛的问题将一直存在。

SMC(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彤是另一位感到烦恼的企业老总。SMC是一家大型日本企业,其气动控制产品用于需要压缩空气的工业系统。

赵先生介绍说,与尼吉康的情况一样,按价值计算,SMC在中国的制造业务所需的部件中,有90%需从日本进口。而SMC目前正投入5000万美元进行大规模扩建。

“我们曾以为能在本地买到某些注塑件,结果还是找不到具备相应生产能力的供货商,”赵先生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已经习惯了等待。”

能否找到在交货速度和质量方面都能过关的中国本地供货商,要视具体产业而定。一般认为,电子产业中由本地供应的部件比例极高。德国电器公司西门子(Siemens)在上海的移动电话工厂里,按价值计算有75%的零部件来自中国境内,这对削减成本起了很大作用。

荷兰电子集团飞利浦(Philips)每年在中国生产价值60亿欧元(合73亿美元)的产品。飞利浦中国区总裁张玥表示,就该集团的多数产品而言,在中国生产比在西欧生产可便宜20%至50%,这也是得益于大量当地生产的部件。

在另一方面,世界第二大建筑机械制造商,日本小松制作所(Komatsu)社长阪根正弘透露,该公司某些型号的挖掘机在中国生产的成本竟比日本还要高5%,这主要是由于某些关键部件无法从中国厂家批量购得而必须直接从日本运到中国,成本就是这样增加上去的。

大众汽车(Volkswagen)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大众集团中国总裁雷斯能(Bernd Leissner)表示,中国的生产成本“仍然高于国外”。

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雷斯能先生表示,中国与其它汽车制造中心之间的成本差距正在缩小。但在这种差距完全消除之前,许多在中国从事制造的外资企业仍然无法获得削减成本潜在的全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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